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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校主陳嘉庚

    校主陳嘉庚傳略

    發布時間:2014-10-24  瀏覽次數:

    在辛亥革命到全國解放這三十多年的風暴中,出現了許多人們難以忘卻的歷史人物,毛澤東主席稱譽為“華僑旗幟,民族光輝”的陳嘉庚是其中的一位。

    陳嘉庚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,“為中國人民革命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”。不論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,他都跟隨著時代的步伐不斷前進。他把一生獻給愛國興學,獻給救亡大業,獻給振興中華,成為華僑的一代領袖和楷模,贏得了全國人民的尊敬。

    陳嘉庚生于國難,長于國難。 1874年10月21日誕生于福建省同安縣集美村(現屬廈門市),那里距離因鴉片戰爭失敗而被迫通商的“五口”之一的廈門只有一水之隔。他目睹中法戰爭中法國戰艦侵入福州馬尾,目睹臺灣割給日本侵略者,目睹鼓浪嶼淪為帝國主義的共同租界,從清王朝辱國喪權和腐敗無能的現實中,逐步認識到政治變革的必要,增強了愛國心。

    陳嘉庚在貧窮落后、民生調蔽的家鄉度過了青少年時期,念的是私塾。十七歲遠離家鄉,到南洋謀生。父親陳杞柏在新加坡開一家不大的米店,陳嘉庚就在那里服務了十三年,直到米店收盤,才出而獨立經營黃梨罐頭廠。他很快就嶄露頭角,以開拓者的姿態,從事橡膠墾殖業,被稱為東南亞橡膠王國的四大開拓者之一。1911年前,他從黃梨廠、橡膠園和米店獲利數十萬元,成了同業中的佼佼者。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他的事業迅速發展提供了機會,橡膠不斷漲價,海運業獲利豐厚。1923年到1925年他已成為一萬五千英畝橡膠園的擁有者,橡膠制品遍銷五大洲。他還經營米廠、木材廠、冰糖廠、餅干廠、皮革廠,資產達一千二百萬元(叻幣,約值黃金百萬兩),“華僑大實業家”之名遠馳海內外。

    然而這一大實業家的“鴻鵠之志”,不在發財,而在于報國。他在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哺育下參加了同盟會,辛亥革命時被新加坡閩僑舉為福建保安會會長,募款支持福建光復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動;并為發展當地華僑教育作出貢獻。1912年他回鄉創辦集美小學校,在其手撰的《集美小學記》中,把興學目的說得很明確:“余僑商星洲,慨祖國之陵夷,們故鄉之哄斗,以為改進國家社會,舍教育莫為功。”十數年內陸續增辦各種類型學校,到1927計有:男子小學、女子小學、男子師范學校、男子中學、女子中學、水產航海學校、商業學校、農林學校、幼稚師范學校、國學專門學校,統稱集美學校。1923年孫中山大元帥批準“承認集美為中國永久和平學村”。

    1919年爆發“五四”運動,陳嘉庚看到了新的希望,以愚公移山的氣概創辦廈門大學,“通告”宣稱:“民心不死,國脈尚存,以四萬萬之民族,決無甘居人下之理,今日不達,尚有子孫,如精衛之填誨,愚公之移山,終有貫徹目的之一日。”這是當時全國唯一獨資創辦的大學。

    在世界經濟危機襲擊著殖民地經濟的時候,陳嘉庚以硬骨頭精神同英國壟斷資本集團進行不折不撓的斗爭。壟斷資本集團強迫他停止提供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的經費,他憤然說:“不,企業可以收盤,學校絕不能停辦!”1934年,陳嘉庚股份有限公司終于在困難重重中收盤。企業失敗了,“傾家興學”的美名永存。黃炎培說:“發了財的人,而肯全拿出來的,只有陳先生。”

    陳嘉庚不但為教育事業鞠躬盡瘁,而且具有卓越的教育思想。他提倡學生要在德育、智育、體育諸方面全面發展,倡辦職業技術教育,高度重視師范教育,認為“沒有好教師就沒有好學校”,等等。這些,即使在今天社會主義建設時期,也具有可供借鑒的意義。

    陳嘉庚的華僑領袖地位是在抗日斗爭中確立的。1928年他擔任“山東慘禍籌賑會”會長,第一次把華僑抗日力量團結起來。 “七七”事變發生后,他又被推舉為“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”(簡稱“南僑總會”)主席,領導南洋一千二百萬華僑出錢出力,支援祖國抗戰,使華僑愛國大團結進入一個新階段。

    陳嘉庚不但關心祖國的難胞,尤其關心民族的興亡。在南僑總會成立不久,他曾向重慶國民黨中的妥協派發出了最猛烈的抨擊。 當時廣州、武漢相繼淪陷,人心動蕩,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公然發表對日和平談話,抗日統一戰線面臨著最大的危險。陳嘉庚當即以 參政員的身份向正在開會的國民參政會提出“敵未出國土前言和 即漢奸”的電報提案。這個提案被會議熱烈通過。鄒韜奮稱這寥寥 十一個大字是“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”。汪叛國后,陳嘉庚致 電蔣介石,要求“宣布其罪,通緝歸案”。這種大義凜然、頑強斗爭的民族氣節非常可貴!

    訪問延安是陳嘉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轉折點。在這以前,他把民族的命運寄希望于國民黨政府。1940年3月,他率“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”到了重慶,親自觀察到國民黨統治集團消極抗日、積極反共的丑惡行徑,“國共摩擦似有劍拔弩張之勢”,遂不顧國民黨當局的阻攔,在侯西反、李鐵民陪同下毅然訪問延安。在那里,他會見了毛澤東主席、朱德總司令和其他中共領導人,參觀了抗日根據地的學校、工廠、機關,考察了陜北人民生活,“斷定國民黨蔣政府必敗,延安共產黨必勝”。后來,他在《南僑回憶錄》開弁言中寫道:“見其勤勞誠樸,忠勇奉公,務以利民福國為前提,并實行民主化,在收復區諸鄉村推廣實施,與民眾辛苦協作,同仇敵愾,奠勝利維新之基礎。”他醒悟了,“如撥云霧而見青天”,從此堅決轉向擁護中國共產黨,這對一代華僑產生了歷史性的影響。他回新加坡召集第二屆南僑大會,宣布國共摩擦的真相,指出“中國的希望在延安”。對頑固派勢力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,推動廣大華僑堅持抗戰,反對妥協;堅持團結,反對分裂;堅持進步,反對倒退的斗爭。

   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太平洋戰爭期間,陳嘉庚組織“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總會”,被推舉為主席。在英軍放棄新加坡前夕,經親友一再催促,方悄然轉移到印度尼西亞去,集美和廈大校友黃丹季、郭應麟、林翠錦(女)等冒著生命危險,掩護他匿居印尼瑪瑯。他在這期間撰寫《南僑回憶錄》,身懷一包氰化鉀,隨時準備以身殉國;他曾賦詩明志:“何時不幸被俘虜,抵死無顏諂事敵”。高風亮節,堪為后人矜式。

    陳嘉庚終于躲過了敵人的魔掌,日本投降后,安全回到新加坡,受到華僑五百個社團的歡迎。1945年11月18日,重慶十團體舉行“陳嘉庚安全慶祝大會”,毛澤東主席送的“華僑旗幟,民族光輝”的祝詞,成了歷史性評價。

    當時,全國人民既歡慶抗戰勝利,又注視和平建國的前途。陳嘉庚對重慶談判不抱希望,認為“還政于民,謀皮于虎。蜀道如天, 憂心如搗”。果然,全面內戰不幸爆發了,陳嘉庚以“南僑總會”主席名義致電美國總統杜魯門,美國參、眾兩院議長等,明確表示反對美帝國主義支持蔣介石發動反人民內戰,于美蔣的反動陰謀以有力打擊。為了斗爭的需要,陳嘉庚在胡愈之、張楚琨、李鐵民的協助下,創辦《南僑日報》,毛澤東主席為該報題詞:“為僑民利益服務”。這家報紙對于團結廣大華僑群眾,支援祖國解放斗爭作出了貢獻。同國民黨統治區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愛國運動相呼應,陳嘉庚組織了“新加坡華僑各界促進祖國和平民主聯合會”,并被選為該會主席,領導華僑以實際行動支持祖國的民主運動。

    1949年新中國誕生,陳嘉庚應毛澤東主席的邀請,回國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,他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。此后,定居集美的十二年是他一生最愉快的時期。他生活在夢寐以求的社會主義祖國,看到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,內心的喜悅與興奮是難以形容的。正如他1955年旅行全國所得的結論:“事實證明,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使國家富強,使人民幸福。”(《偉大祖國的偉大建設》)報國的積極性更高了。董必武贈以集句:“樹立甚宏達,壯心不肯已”。他把自己在新加坡的產業變為現款加上籌款共匯回一千多萬元(人民幣),用于擴建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。對國家大政和家鄉建設提出許多具有卓見的建議,得到人民政府的重視和采納,其中尤以鷹廈鐵路和廈門海堤的建設方案最為人們所熟知。他是黨的真正諍友,在國家事務方面如有不同意見,總是知無不言,言無不盡;做到肝膽相照,榮辱與共。他激動地說:“知我者黨也!”

    陳嘉庚恪遵“先天下之憂而憂,后天下之樂而樂”的古訓,生活樸素,自奉菲薄,居舊室,自定伙食標準每日不超過五角。他身體力行的座右銘是:“應該用的錢,千萬百萬也不要吝惜,不應該用的錢,一分也不要浪費!”臨終他把遺產三百萬元(人民幣)全部獻給國家。

    陳嘉庚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、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、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、華東行政委員會副主席、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主席、中華人民共和國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。

    1961年8月12日,陳嘉庚病逝于北京。彌留時他仍殷切盼望臺灣回歸祖國,并囑咐“把集美學校辦下去”。遺著有:《南僑回憶錄》、《南僑正論集》、《住屋與衛生》、《民俗非論集》及《新中國觀感集》。

    國家給予陳嘉庚以國葬的哀榮,靈樞運回集美,安葬于“鰲園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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